（如何）與先鋒相對

幾年前上綠色和平的彩虹勇士（是戰士吧，和平和好戰也是矛盾吧）號，在那間放電腦每天開放一次以衛星上網的房間，因為書架上全是外文書而明明綠色和平中國的業務蒸蒸日上卻沒有哪怕就他她的一本中文書，便悄悄的把一本董啟章放入去。誰知甚麼時候還有懂中文的人上船。

董啟章張大春卡爾維諾的小說，血氣方剛時看的都很興奮，為甚麼可以把讀者的安全閱讀距離都無情打破，對不愔文學的我尤其大驚小怪。劇場與電影的經典分野，就是雖然兩者都是被一片黑暗包圍的懸置空間，但面對後者的封閉性前者難免食塵。看完vertov的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卻是時空錯亂吧。影像媒界的極限？you must be kidding，八十年前已迫近了。

開場就是觀眾入場，結尾就是布簾拉埋：完場。你只是和電影中入場看戲的觀眾沒分別的另一位。是否可以從所看到的影像access到現實，看看你在看的入場看戲的觀眾吧。換言之，已不是一個隨便是或不是的neutral問題，答案已在經過精心組織給你看的影像編排當中。當然the man with a movie camera的重點，一般都是那即使在那六十八分之中也算極快的剪接，在默片的限制中把影像與音樂通了感，諸如此類。能否真的建立一種有別於文學及戲劇的絕對語言我當然說不來，畢竟後兩者有變化或一直在變也唔出奇。而所謂絕對的語言，豪邁當然非常豪邁，但最終求之不得也不是電影媒界的錯，吧。

在電影的形式世界裡思考，不只抱著拍出黎就係真，而旱地拔葱地區別肉眼和電影眼的分別，是需要意志的，這點還可以不寫個服字嗎？不講不知，vertov醉心的其實是平民大眾，平民大眾對社會主義的寄望——他拍過一套叫3 songs about lenin，本就是希望圶列寧席的情況下以民眾表情和應說出某個時代的情緒。（當然，種對人民之愛據稱也是他在史大林時期的蘇聯有運行的原因，命運耶）那時候，在電影院中放一幕火車埋站，還是會有觀眾驚呼走避以為火車真的會從銀幕中衝向觀眾的，早十年貞子嚇人不仍是把玩著這邏輯嗎？

很想抄一段字：

the film's structure was built along an ascending progression of images, through an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visual and musical movements, represented sometimes by sound, sometimes by voices, sometimes completely without music or words (only through the people's facial expressions), sometimes by intertitles, sometimes by the movement within the shot, sometimes by the juxtaposition of one group of shots with another, sometimes through slow pace or jolts produced by light and darkness, exchange of slow and fast tempo, progression from torpid to energetic movement, noises, silent songs, songs without words... so that the ideas run from the screen to the viewers without forcing them to translate thoughts into words (vertov, "my last experience")

結構主義的一課重要教訓，就是在語言結構中，因為意義由差異產生，所以任何骨節位是空白還是否，效果並無差別，就如安東尼奧尼的blow up中片末那不存在的網球，這就是對形式的思考。睇返書先記得，俄國的形式主義者，一開始是在詩歌中找尋文學的科學定義，以圖從歷史政治心理學等範疇把文學區分出來。延伸到電影的世界，即使有聲電影在三四十年代才出現，亦已早有一班人嘗試在影像和節奏如何互換的問題上勞心勞力。香港電影，又或簡單啲講電影自身，近幾十年甚麼時候再有形式或範疇上的突破，當是我無知你告訴訴我。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十幾廿年，蘇聯開過的一堆怪花，與大時代冥冥的共舞，教人如何不感動。

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 ——「世代論」小傳

（寫了大半年的文，看來很像學生功課啦……請指教）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在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呂大樂：2007，陳冠中：2007，韓江雪及鄒崇銘：2007）。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肆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呂大樂：1997，也斯：1995，Thomas Wong: 1998）。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吊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份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 ？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吊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裡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分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個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份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階》，頁89），一輪論證後，下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階》，頁100）。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細描述戰後嬰兒新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況，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祇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階》，頁144）。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裡，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甚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裡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

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出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其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跡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份、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況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唔》，頁7）。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甚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零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i，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無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裡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 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著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零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跡，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像，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裡，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66）。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著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吊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著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著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 從這角度看，「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越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份，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Laclau: 1996, Laclau and Mouffe: 2001 ）。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況下，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裡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甚麼？


香港故事，有甚麼好執著

《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頁四）。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裡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況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的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份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裡，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到。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 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 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 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甚麼改變的機遇因為甚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Zizek: 2000, 2007）。 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 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況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裡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裡，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跡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甚麼關鍵時機失落了甚麼機會？改變的臨介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裡，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著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境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沖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甚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直面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直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著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著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與及甚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著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Faure: 2003, Carrol: 2005, 2007, Smart:2006），特點都是英語著作。 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份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層一度夢昧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隱如泰山，

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葉蔭聰：2007、鄭威鵬：2007、陳景輝：2007、馬國明：2007、朱凱迪：2007、周思中：2007）。「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斷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份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完稿於零八年三月四日，其他版本曾刊於《本土論述》和《明報》世紀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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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涼亭被拆，女王像長存〉，二零零七
呂大樂、黃偉邦編，《階級分析與香港》，香港：青文。一九九八
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聯。二零零三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二零零七
呂大樂，《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周思中，〈在解殖的街頭〉，二零零七
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陳景輝，〈誰的香港故事，甚麼樣的香港人〉，二零零七
馬國明，〈不是經濟奇蹟的香港故事〉，二零零七
葉蔭聰，〈集體行動與新社會運動：有關「本土行動」的研究〉，二零零七
鄭威鵬，〈無法解殖的後殖民：天星與皇后運動的空間政治〉，二零零七
韓江雪、鄒崇銘、廖偉棠，《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二零零七
Budgen, Sebastia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ek (eds), Lenin reloaded: 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Carroll, John M.,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e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London: 2001
Laclau, Ernesto,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96
Smart, Alan,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s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Wong , Thomas W.P.,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the Hong Kong Story, Hong Kong: HK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998
Zizek, Slavoj, “Postface: Georg Luka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in Georg Lukacs, 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0

照舊失語

回來一眨眼就到而家，沒有工作也不是沒有工作，公告天下自己不是瞎忙和監督自己某些小進度，不比準時上班及受老闆氣輕鬆。看著今天在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的人，在原本兩行行車上線上留影，就知記憶和register的虛假性。那是死了兩個消防員的臨時party zone嗎？那就舞到腸穿肚爛舞到死心塌地，別忘記提起能拍照的手提電話，在法輪功也沒法申請到的行車線上擺個靚post屎留個五百萬象的倩影。小時學過拯溺習過泳，大概知道鍛鍊辛苦也知道沒氣抖是甚麼光景，一邊看消防員很可能是在衝上天台途中缺氧一邊看廢的中國籃球隊以三十分敗陣，我在想朋友出獄前的一晚在想甚麼，而電視則在播放一場有三十分差距的球賽。中國隊變成國家隊，許多人變左都唔覺我則覺得形同性侵犯。十三億人都能享受的性高潮，必定有問題。

場內場外，兩（不）生花

八國峰會今年舉行的地方是北海道北部洞爺湖，一座建在山頂的度假酒店，那可是貴得尋常日本人花不起也不會到的地方。八號那天參與了反G8行動的大遊行，從落腳的營地出發，在山上鑽了八小時，上山下海走了半個馬拉松的距離，才登上了一處能「遠眺」洞爺湖溫莎酒店的山坡——當場才明白為什麼總理元首們需要坐直升機。難怪當八國的首領雲集酒店開會之際，一眾夫人還能有雅興學茶道、摺和服。

日本政府懂得挑個「桃花源」招待各國元首，卻並不能掩飾八國峰會會議桌上的種種矛盾。例如，油價近日火箭直闖一百四十五元，德法意認為是原油過份投機使 然，美國卻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才是禍首。又例如，峰會希望促進以巴和談，但英美等國家卻已將巴勒斯坦哈瑪斯政權定性為「恐怖組織」，雙方和談形同緣木求魚。

會議桌上：弱勢又矛盾滿佈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為八國峰會的死症。空氣乾淨得聲音也傳得特別遠的日本，把握形勢主力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 「士哥」（score）。但排放量最大的美國，卻從來拒絕作具體數字上的減排承諾——因為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沒減排目標云云。糧食問題、全球經濟等間 題亦不是八國關門自己說了算。因此，是否讓中國印度墨西哥南非及巴西等國擁有峰會的正式會員資格，又變成另一個重要議題——然而，中國應否獲得會員證，美 國已表明反對。

有媒體踢爆，英國首相白高敦在第一天與非洲國家討論糧食危機問題，當晚便享用了八道菜共十八款佳餚的晚餐。這也許便說明了峰會的性質。但，場外呢？

由一九九九年的西雅圖開始，全球公義運動針對着如八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世貿等國際會議的場合，雖然有勝有負，但每每有令人意外的成果。○五年由英國舉 辦的八國峰會，會場在蘇格蘭一間草原上的酒店。歐洲主場，大量所謂「峰會草蜢」（summit hoppers，即哪裏開會哪裏去的行動者）聞風掩至要衝擊會場。唯營地裏的幾萬人又難以協調，於是使出一天七次的車輪戰術，即使凌晨三四時也是人人跑幾 公里衝擊防線。據今年的組織者說，去年德國反八國峰會的營地組織者，因為參與人數眾多，收回的捐款竟然多出成本一倍！近年的流行口號「we are everywhere」，實在有其運動成果上及內部組織的意義。

洞爺七犬由七月七日開始分批抵達洞爺湖以西北的convergence camp。組織者共安排了三個營地，洞爺七犬進駐的是相對而言老外較多的豊浦營地。頭一天由營地遊行至最近的豐浦火車站，起行已開始下大雨，還未行出森林公園已被日本警察攔截。幾位老外上前說了幾句，隊伍便班師回朝。

大道上：中調虎離山計

翌日的行動同樣是以豐浦火車站為終點，而這回警察不僅沒有阻止遊行的進行，更精心安排了一條無敵風景線，有精奇怪石有千年老樹，有上山有海灘，二百人的隊 伍根本如與同行的警察一同遠足。沿途所見到的路人不過兩百，這難道不有點尷尬嗎？若沒有人看到，任你是二百個孫悟空咁威也沒意思。在森林小路間，難道示威 給千年老樹看？最沮喪的是，即使走了二十公里，並不表示隊伍因此走近了元首們開會的洞爺湖溫莎酒店。到達豊浦火車站後回程，坐大巴十來分鐘便到了。換言之，這是完美的調虎離山計。

臨行前，幾條洞爺犬 都在溫習嶺大文化研究系教授羅永生早於○六年初，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完結不久發表的一系列譯寫文章，主題都圍繞在全球公義運動中佔關鍵角色的無政府主 義，如何思考他們「we are everywhere」的得失。相當深刻的是，頭一天晚上大家花了六小時討論翌日的行動，營地裏百多人立即便「埋位交戲」。歐洲來的行動者，有部分是愛派 對愛喝酒更愛衝擊權貴兼具無政府主義傾向，有據說自六十年代反越戰後便未出現過大規模動員的日本的行動者；前者吃盡歐美防暴警察的橡膠子彈及電棒，對直接 行動有相當高的預期，後者則因為長期不在社會行動的氣氛中，加上七月五日在札幌的遊行才有幾位行動者被捕，故一切傾向和平歡樂。

在日本反全球化的藍調

還有一點背景補充，日本組織者及一直支援組織工作的國外行動者，早在幾星期前已達成了共識：和平非暴力。不管閣下認為這是保守還是進步，這就是七月七日至 九號之間所有行動的原則。喝着啤酒以為到處都是布拉格的行動者，錯的一着，並非較體力化的直接行動有原罪，而是失諸沒有從頭參與籌劃。到這刻才在內部叫 陣，復又未能自我組織有目標有手段的行動，同場的其他行動者看他們不起，當他們是鬧事叫囂的醉酒漢，怪不得人。

日本政府據稱派出了為了保安，派出二萬警力應付反對八國峰會的示威人士。照今年的情况看，怕是勞民傷財了。今年因為諸種理由，反對聲音無法造成什麼影響，日本政府攞彩而遮掩了八大峰會的根本無能及無謂，那就叫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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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風景線

可能看了去年關於g8的紀錄片，先入為主以為今年的行動也是blockade通往會場的馬路，加上五月時從負責info tour的日本行動者口中聽到也是會在會議那幾天封他媽的馬路。一直再沒聽到消息，就以為保密理由策略及計劃的細節不好外泄。

昨天是七月八日，八國峰會的第二天。經過之前一晚馬拉松式會議，與日本人吵得面紅耳熱的一班黑衣歐洲人不是已離開營地便是計劃了當天離開，餘下的百 多名各地的行動者早上八時半左右抵toyoura營地的大閘前，磨拳擦掌的再出發。一早便知道第二天是要走一條二十公里的遊行路線，但百萬行渣打馬拉松毅 行者等筆者都沒參加過，半馬拉松是多少筆者完全沒有概念。

與第一天不同，這次的行動是已預先申請了的。因此，從起步那刻開始，已經有少量警察在旁不知做甚麼，據稱是維持秩序。但他們沒有甚麼阻撓，只是與在札幌和東京的遊行時一樣，在隊伍的右邊排人牆。二十公里的路不短，但奇怪的是，這會不會是傳說中天下最美的一條遊行風景線？

營地不錯是在一個森林公園裡的，附近的地方是郊區也屬理所當然。我們先經過海灘，旁有有一支支直插上天的大石，隊伍中的人立即趁小息（對！遊行中是 有break的！）弄潮十分鐘，一時間沙灘上熱力迫人。走著走著，到了一處充滿歐陸風味的小鎮，那裡人都唔多個，或者是男人都上班去了，除了散步種花的公 公婆婆，就是拖著小狗或孩子的日本婦女。沒辦法，那邊見樹多過見人，兩方碰面都不禁熱情揮手歡呼。

越走越上山，暗斜走了一兩個小時便入了森林。兩旁都是古木參天的森林，空氣又好，邊走邊叫口號也特別精神。原本的警察大軍也放棄了守在兩旁，不知是 否放飯去。午餐時間又是另一個break。在山路的一小段上，全隊人散坐一地，算是把山路堵塞了。其實沒所謂，因為除了風，那應並沒有甚麼會經過。吃過飯 便落斜，走到半路有行動者指著左首邊大喊，聽不明白說甚麼，睁開眼看也會見到射之導彈也不會打得中的遠方，山頂上便豎立著大家朝思晚想的洞爺湖溫莎酒店。 層層的煙霧重重包圍，說是仙境也不過份，如此的渡假酒店，坐勞斯萊斯也不夠級數，不坐直升機去check-in可能還不讓進哩。

再從下走，到了一個小懸崖，韓國和日本的朋友拿著大橫額，以溫莎酒店為背景，停下來大喊口號和唱歌，不僅隨行主流及獨立媒體記者爭相拍照，就連已經 走了十多公里的行動者都紛紛在這謀殺菲林的位置拍個不停。這就是全程的高潮。繼續走多個多小時，走出了山路，進入了豊浦火車站的小城，原來警察都休息夠， 正在重新迎接遊行隊伍。在鎮內又是繼續兜，穿過天橋底和橫街窄巷，終於在四時許抵達豊浦火車站。前前後後廿公里盛惠七個小時，路線並沒有把反對g8的行動 者帶近會場，這刻即使坐火箭到溫莎酒店，會也散了。

之前一晚還吵得面紅耳熱，吵抵達火車站後幹甚麼好：有人提議直衝會場，有人提議三步一拜，有人提議其他。在這刻都已沒有意義，大家都吃著雪糕上車了。

小時候聽過一條不懂回答的IQ題，問為甚麼由聖誕到新年，只需一星期，但由新年到聖誕，卻幾乎要整整一年？遊行結束後，組織者安排了大旅遊巴送大隊 離開，旅遊巴開得不特別快，但十五分鐘後已火速回到營地了。有洞爺犬說，這肯定是警察與日本旅遊局合作策劃的路線，有助振興日本經濟。洞爺一行七犬，前前 後後掏了十皮野，原來最終的成就是振興了日本經濟，嘆盡了北海道的極品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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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爺犬立功！

三年前wto第六次部長級在香港舉行，一班「民間記者」樂得每天拋妻棄子六親不認的往街上跑，真箇「不在抗爭現場，就在往抗爭現場的路上」。以當時大量人大量的投入，當然收到很多風，建立了很多關係，也打了許多架，甚麼盾牌催淚彈鐵馬陣都經驗過。但以當時的人腳，絕對可以協調得更好，產量更多。

出發去日本採訪g8，還這筆民間獨立媒體工作的債，怕是不認還需認的背景罷。也因為如此，在機場過了差不多廿小時後，晚上回到下塌處收到催魂電郵，說全香港的媒體都在報導香港獨立媒體網的記者在日本被扣留，唯獨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沒有相關的文章，民間記者當晚就開工，虛心受教不敢怠慢。

民間記者，與主流媒體記者相似的地方，是大家也不過是寫文章拍片段，把消息傳遞開去。但有點不同的是，幹嗎要傳遞開去？說上星期六發生的一段小插曲。

警察是一個保安功夫做得相當好的政府部門，換句話說就是相當封閉。在香港的經驗也告訴我們，若有社運朋友在行動中被警察捉去，單是被帶到哪間警署去了，好讓其他人安排律師協助，也是諸多阻撓百般隱瞞的——更別說在無人知道的情況下被捕了的朋友。

剛過去的星期六，是反g8的國際行動日，幾千人聚集在平時蚊都唔多隻的札幌街頭，邊嘉年華邊表達各自的訴求。大遊行的隊伍中，有穿似和服的的農民，有以一生人的時間參與日本反戰反核運動的公公婆婆，有punk頭異服的無政府酷兒，有嘈到拆天的drum circle，有全球公義運動的明星扯線公仔。

一隻洞爺犬說，老大難得帶大班手足出街，當然要抓幾個才算交功課。當天一共抓了三位行動者，及一位記者。該名大通訊社記者據稱是在人群中與警察身體有點接觸，三爬兩撥便給警察扯出人堆中，然後只夠時間給遊行組織者的律師小組的成員留張咭片便被帶了上警車。而整件事，在遊行路線沿途的一條小橫街上發生的。

當中的經過，給另一隻洞爺犬全程拍下。

奇怪的是，當主辦者在遊行解散前公佈，沒有提及無端被捕的記者。然後當筆者帶著洞爺眾犬拍的帶回媒體中心剪接時，消息似乎才逐漸傳開去。民間記者的紀錄，取諸運動，當然用諸運動，立即抄到媒體中心的資料庫裡，給他她們也作剪接用，作寫聲明用，而且負責拍攝的洞爺犬當晚更出席g8 media network的live streaming電視節目。怎麼也好，那都至少是一些材料，即使想支援這位大概沒甚麼日本社會運動背景或關係的記者，也有些少立足點。甚至再簡單一點，至少能有證有據地公告有位攝影師被抓了——日本冷知識，警察可以在沒提起訴的情況下，把任何人拘留二十三天的。日本人老外沒有例外。

沒錯洞爺七犬多少是為了補償零五年wto期間只顧抗爭忘了獨立媒體工作這筆集體債，但仍似乎失諸太乾脆地把獨立媒體及社會運動區分及對立起來。兩者如何互相推動當然有很多模式可供參考，但在如g8、imf、wto等大型國際會議中，希望與失望，力量與沮喪等，一直並行不悖——大型群眾動員、有色彩及創意的行動使人有力量，但旋起旋滅浪奔浪流的瞬間及事件又可叫人無邊的空虛。民間記者累積不同經驗，要克服的，就是當中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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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 the arrestees in 5.7.2008 demo at sapporo

七月五日札幌的遊行，人數比之前的多了，參與的人也更色彩繽紛。但學某條洞爺犬話齋，警察的頭子帶咁多手足出黎，唔帶返三幾個返去點交功課。如是者，不僅一個路透社記者被捕，sound demostration的主角——貨車的兩位dj及司機亦應聲被捕。這段片段包括了記者及司機的被捕過程，司機那段尤其暴力。雖然隔著玻璃看得不太清楚，但留心看還是看得見警察如何格硬把司機扯出。

洞爺七犬出品

巨頭對話 懸而未決

《empire》、《tak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當今社會運動及左派政治運動的分析，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扣連當今日益無孔不入的所謂「新自由主義」，及同樣日益蓬勃的全球公義運 動。換言之，為甚麼當所有人都已變成消費主體的時候，另一方面由西雅圖到熱那亞到坎昆到香港到斧山到眼下的東京，全球各地領袖哪裡去，行動者就追到那裡 去，並取得不大不小的勝利。究竟新自由主義真的獨領風騷，還是反對運動的行動者其實大有市場？學術分析如何扣連當中的落差？他們是被牽著鼻子走，還是思考 及分析其實能走出僵局？

一連兩天在東京明治大學自由大樓舉行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頭一天的「對抗理論的可能性」主題論壇，便請來了上述兩本一紙風行的作者，michael hardt及john holloway，連同兩位日本學者，足立真理子及岩稔，一同泡製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的重頭戲。

先孖叉後君子，論壇的安排強差人意。縮寫為cgif的counter g8 international forum，既以國際為定位，沒有中文翻譯至少也有英文翻譯吧。沒錯英文翻譯是有的，但只向台上的講者供應，即使向講者及向聽眾翻的內容照計應該沒甚麼分 別，台上的英語翻譯還是只與講者咬耳仔。作為付了五百円入場費的聽眾，至少一半內容是根本聽不明白的，有關安排實在要非日語聽眾太大的同理心。

當前的形勢

討論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革命的希望在哪裡？

先發言的足立真理子先端出二十世紀初的盧森堡，指馬克思理論其實有過兩次喪禮，一次是馬克思指工人是革命主體這論調的喪禮，另一次便關於羅莎盧森 堡。二十句紀初盧森堡曾說過，工人作為革命主體的勞動過程其實是有些條件的，那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泛指工廠工人勞動以外的一切生產，從 女性主義角度看，就是生兒育女，煮飯洗衫等。盧森堡認為，這部份的勞動是資本無法完全操制的，那造就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不穩定性。這部份的生產無法 重覆，無法成為結構的一部份。而這洞見，一下子便能令我們立體地看見，傳統的工廠及工人勞動，今天新主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佔只個他媽的一小部份。

michael hardt補充說，勞動作為資本過程的一部份，其實有兩個重要的環節。第一是資本提供工人組織的方式，例如以分工，分作小組的方式。第二是提供勞動力再生 產的條件，這在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中最為顯著。然而，企業在今天的運作中，因為創意、符號勞動當道，這兩重資本原本需要負責的環節，如今已是無以為繼。勞 工的組織，資本不需要再負責，勞動力的再生產，資本亦不需要再負責。大量的勞動力，經已溢出了生產過程之外。

換言之，盧森堡當年的看法，在當今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以一種不同的版本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基礎。往日，工廠工人是整個生產力的核心（且當真的有一時 期無償勞動並不處於真正核心），但至今天，工廠已外的勞動，如服務業、金融業、創意勞動已是整個生產力的最先進代表（姑勿論人數）。故hardt的問題， 便是女性主義者如何擴展勞動這概念？女性者主義是要把性別的優越性由男性搶回女性這邊？還是乾脆把性別的層級摧毀？

我們的任務

而按john holloway的說法，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的舊體制需要被新制體制取代。工人並不是單一和統一的革命主體，個別性、多元性等已成為描述新革命主體的 最重要特徵。如果勞動力產生資本，則要反對的並不只是資本，並且是把資本制造出來的勞動力本身。勞動力本身同有兩面性，而john holloway認為異化勞動的主導性，已慢慢被對自主勞動有效勞動的欲望迎頭趕上。從九四年查巴達起義、九九年在西雅圖開始的全球公義運動等所見，革命 不僅正被重新定義，並且已不斷發生！

當michael hardt以日本社會的freeter現 像發問，說本質上只是散工的freeter，名字其實是日本招騁公司的修辭茅招，freeter的free，只是企業才能享受得到的特徵，勞工的代價卻是 不穩定及低薪的勞動條件。所以引伸出來的問題是，如果john holloway的新革命觀念對現實進行的社會運動真的具有前瞻性，而不僅純粹是對個別社會運動的自我祝賀，這新觀念或者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到底在甚麼 條件，運用甚麼策略，freeter如何可以真正成為具創意、有尊嚴的自由勞動力？john的回覆，便索性跳過當中的策略及可行性問題，直接便跳到一個宣 言：對！這就是要努力的方向！

即是說，哪怕理論上已能把革命主體順理成章地拒斥了原來的工人階級，並且原則上能賦與工廠外的勞動力予其應有的革命能量，但實際處於個別的勞動條件 勞工如freeter或護理人員如何能裝備起革命力量，還是一個未知數如果不是一個謎。這個像是阿媽係女人的結論，但當中有著分天國與地獄的分歧。

問題還是結論？

論壇在雷動的掌聲中結束，但對不少問題還是懸在半空。john holloway如果真的從南美經驗中得啟發及希望，這些東西如何放在其他如亞洲地區而能避免成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為甚麼當革命已不斷地（如在南美 及歐洲）發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不斷惡化？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旁觀比如亞洲的痛苦，然而說革命已經發生，聽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換個講法，希望 是一種祝賀的情緒，還是能夠成為其他地方可以應用或啟發的資源？還繞john holloway及michael hardt的這些問題其實已被問到無新意可言，而其他對這一波全球公義運動的批判（如運動缺乏連續性，和被白人中產社運積極份子壟斷等，詳見安徒年半前一 系列的譯寫文章）亦已老生常談得連michael hardt也在最近日本的《週刊金曜日》的幾百字文章也有捫心自問。

讀過john holloway文章的人都會感到，他很詩化。而他作結時便說：當人們以為資本家會給一把小小的利刀直插心臟，我們卻應該預期，資本家其實將被千千萬萬的小密蜂叮死。而前仆後繼一浪接一浪的反抗運動便是千千萬萬的小密蜂。

九九年至今的全球社會運動聲勢越滾越大，「希望」這元素發揮了關鍵的作用。g8的counter forum都要邀請他們作為主題演講者，說明兩位作者將「希望」理論化無可否認的翹楚地位。但上述問題的懸而未決，或者說明了如何改變世界，如何想像革 命，如何想像別種社會的可能性的問題，即使社運的積極份子都收皮了，還有待解決。密蜂的意像既有叮人的一面，至少還有勤勤懇懇反應式地勞動的工蜂，中間的 距離如何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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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or…tak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orld?

成田機場的廿小時

七月廿七日，並不是黑色的星期五，去年八月一日給警方抓去的馬仔及julian，剛被判了罪名成立，這事的離譜程度及強度，遠超本文內容，唯願大家多關注大政府如何打著在保育或社區政策從善如流的旗幟，上下其手真正參與及願意為此付出的朋友。In solidarity！

疑似恐怖份子登陸

「恐怖份子」之所以恐怖，便在於透過上述的問題，日本入境處的人員根本無從獲得任何證據。無法確鑿證明的恐怖份子，據稱最為恐怖。

洞爺七犬首批成員，昨天晚上七時半順利在東京的成田機場降落。剛剛才與同行的朱姓同伴玩笑說，他的護照看來給槍林彈雨海洗滌過，排我後面較穩陣。下 機走上入immigration的櫃位，immigration職員手起刀落，左手拿來一份表格，右手執起電話話筒，眼尾也沒看我一眼，便有一位面目冰冷 的男職員朝我走來。甚麼都沒有解釋，我已首先中招，身處於一個等候室中。兩位同伴隨後亦來入到房間。

那是一間等候入境處職員盤問的房間，與每論是想像中或實際上日本整潔的形像格格不入。坐著的就是我們或者會覺得理所當然的「人種」：非洲人、南亞 人、東南亞人等。還有一個歐洲人，現在加上我們。以歐洲人作為歐美大學的歷史教授的資格來說，加上是有明治大學舉辦的論譠的講者身份，下午四時等等等等等 到晚上十時許，是俾面價。

我們呢？先看入境處盤問的問題。

「你是否leader？」
「你有否曾被警方拘捕？」
「你是否曾被落案起訴？」
「你是否何政治組織的成員？」
「你會否破壞g8其間的會議？」
「你會否參遊行？」
「你們具體有甚麼計劃？」

looking awry，以上的問題便是假設了答問題者是所謂的恐怖份子。特區護照當然被扣留，後來連我們的香港身份證也取去。取去幹甚麼？一頭霧水。等候室牆上貼滿的 入境流程表（為顯得文化多元，流程表還是提供六七種不同語言，和三張重覆的中文！），而每個步驟也幾乎有列明是根據甚麼條例而進行的，唯一欠缺的，便是時 間。我們所在的階段，是等候入境職員的盤問及審批。批就當然沒問題，被裁定要遣返而沒有異議的，或者便是坐免費飛機返老家去。要遣返而向 department of justice上訴的話，就有三日時間。看來滴水不漏吧？盤問的時間要多長？中間的吃飯及睡覺又如何處理？等候其間被盤問者的法律地位及權利是甚麼？這就 是魔鬼的細節。

免費床位

不問可知，當晚入境部的人員並未能決定是否讓放行。但晚上我們的安排，便成了另一個小風波的風眼。當我們知道並不能當晚便入境或遣返，盤問翌日早上 八時繼續，收到的資訊混亂到難以想像。有人說我們會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但那是酒店嗎？還是可以隨便在機場找個地方舖下睡袋便算一晚？又有人對我們說，入住immigration facility要一晚付二百塊美元來。結果是我們享用了一晚有代價的免費住宿——覊留中心。

甚麼代價呢？自由就是代價。甚麼自由呢？在進入覊留中人之前，我們需要先搜查。也不是隨便的搜查，搜身是逗袋式的搜身，一兩秒的震撼也算了。而各人 的幾大件行李，也要翻箱倒籠的抖出來。筆記本要逐頁揭，所有他們有興趣的都給影印下來，背包和旅行袋都的甚麼暗角或平面都給又摸又搓又按——或者就是搜涉 嫌藏毒或藏械的搜查。這就是我們感覺奇怪的——我們的行程，我們的目的，我們有的聯系，都坦蕩的告訴入境職員。明明是他們未能及時作決定，卻因為我們還在 其手上，便把我們當是甚麼的嫌疑販。

在八人大隊的護送下，我們便被帶到住他們口中的「immigration facility」。在那裡，搜身難免，我們被限制攜帶任何行李入房睡覺，包括所有隨身物品如紙、筆、相機、dv機、電腦等。睡覺的房間有如光棍，門外還 有一堵銅牆鐵壁，還要我們簽一分同意書，說我們同意入境職員把門鎖上——為了我們的安全著想（職員的解釋，是因為會有甚麼非洲人，有甚麼危險就不好之 類）。別怪我長氣，我們現在不是有待審批的入境人士嗎？性質上與剛下機要排隊到櫃枱的旅客有分別嗎？或者從入境職員的眼中是有的，但哪怕我們不停的查詢， 並沒任何人曾經有內容地回應過我們。而那個甚麼鎖門的同意書，各位留意了，即使你是怕甚麼非洲人南美人南亞人科學怪人，那張同意書並非保護你和他們有效的 分隔，而是用一個大鐵閘把你們都鎖在同一個空間裡。

翌日早上睡醒，飯也沒吃（這裡指的飯，是當天的早餐及之前一晚的晚飯）便又被帶到昨天那等候室裡。職員遞來一分表格，要我們填上我們之前一晚已完全 交代的資料。原來所謂未完的盤問，只是與之前一晚相同的問題，分別只在於之前一晚入境職員只把答案胡亂抄在一張白紙上，而翌日早上則抄在一張看來比較正式 的表格上，然後又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另一小時（順帶一提，替我們翻譯的一位上海人，一位在成田機場當外判保安的上海人！）。那時已收到消息，我們的事情已在香港通天 飛，不同的朋友在香港在日本為我們提供協助（這部份由另一同伴另文再述），當筆者的第二輪盤問完結後，又是不停的等，等，等。多番堅持，終於能夠嗯下一盒 七仔水平的親子飯便當，作為我們踏入日本後的第一餐。到下午一時多，距離香港有朋友預備到日本領士館抗議前不久，那位一直負責盤問我們的入境職員，才手持 我們護照走入等候室，逐本揭開向我們展示已蓋上的三十天簽證，說我們可以離開了，不好意思云云。

抖擻精神

事情發展到我們步出成田機場的玻璃門，大概已是個句號。所謂的事情，純粹指三人入境遭日本入境部阻撓這事情。這件事沒有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沮喪或恐 慌，反而令我們的腦筋清醒了，獨立媒體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或是會令權貴神經緊張的。不為甚麼，就是因為獨立媒體能說些不中聽的話，這不純粹是自我感覺良 好，至少日本的入境部也會認為這樣的人來了日本，涉嫌會把某種秩序搞亂。然而這樣把故事講完，自己都覺得雖然事情實在太混賬，自己受到少少阻滯，要引申也 可以去到很多對政權、對國家等的概念和分析和批判。但這種樣衝擊，與香港媒體把這事上升到頭版頭條級的級數，但卻沒甚麼心機介紹一下G8，及為甚麼這種國 際會議會引來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關注及反對，以至連幾條香港小犬都要自稱「洞爺七犬」敲鑼打鼓的說要報導G8等之間構成的強大落差，我們只會更明確感受 到，工作還未開始，困難還未真正遇到。

國家機器對人民的暴力，我們在成田機場的經驗只是一例，也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G8才是主角，還有更嚴重的國家機器暴力才是主角，我們還不算 入流。硬銷一點，同日的皇后碼頭所謂「襲警」案的受害人馬仔和julian才是後者的例子。洞爺七犬的頭三犬，既未碰到G8，也未碰到真正霸道的國家機 器，請讀者stay 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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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的幻像

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對於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超怪的銜頭！）的態度，楚河漢界標準答案：建制派包括政府的立足點是沒有違反基本法；而泛民的立場就是要在香港當官就不能做外國人。一時間，全香港都被套入了一個奇怪的局：沒有外國護照就是對香港的承擔，對香港有承擔就是對中國的效忠。

筆者其實對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能否有外國護照沒甚麼意見，亦覺得建制派的觀點迹近可笑（難道聖經沒提過原子彈，就代表上帝不會反對麼？）。 鄭經翰在昨天信報的著名文章已很簡潔的說了：「今天為了反對政府和政治任命的副局長和局長助理，反對派竟然不顧原則，忘記歷史，在雙重國籍的問題上大談效忠，反而當年以民族大義為名致力排除「外國勢力」及「殖民地餘孽」的左派卻改腔換調，，反過來表示外國護照無關忠誠。」若八九後民主派真的能逼到英國發出居英權，今天又會是怎樣的光景；而今天倒要由學鄭經翰的話當年排除殖民餘孽來捍衛香港人雙重國藉的權利，真箇喪失現實感。

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從來華洋雜處水深港闊嗎？香港的現實，不就是六四一役後，幾十萬被認為是香港社會中流柢柱的中產階級一股腦兒往外國外國移民，管它是歐洲美加，管它是太平洋人口不過三幾萬的島國嗎？這批持外國護照的準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天生的外國人，也不是二十世紀初那批持英國護照但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的歐亞混血兒。這批人是一班曾經主動放棄原來國藉，有能力到別的國家購買政治保險的社會菁英。

但現在反對者的要求是甚麼？放棄護照，亦即是當日他她們以背叛了原來國籍為代價而取得的歐美加護照，現在被人要求再背叛一次。筆者沒有拿過外國護照， 但據稱入籍要經過宣誓程序。如果剛被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兵團屬「八國聯軍」固然荒謬；但更荒謬的，會否是這幫八國聯軍，竟然真的一個個迎合社會意見，應聲願意放棄護照？說起也心寒，因為這恐怕開始成為事實了，其中一位已宣佈會放棄，他們當天為了取得護照而唸過的誓詞，是鬧著玩的碼？是被人用槍指著頭的嗎？ 這批政治明日星看數字都很年輕，短短的三四十年生命就轉兩次國藉，效忠愛國之說是否太形式化太廉宜了？國籍，真的就是示效忠的指標嗎？

要說真正將效忠問題嚴肅對待的，難道不是臥底嗎？臥底的特徵，不是就甘願放棄，以至拒絕其原來的身份作為其效忠的方式嗎？羅永生的《無間道》論如果都聽得太多太熟了，不如看看別的例子。八十年代開始，據稱香港中產階級政治抬頭，評論都說中產階級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但香港人擁有外國護照者，比例最高難度不正是這批人麼？今天幾乎就當拿外國護護照者是外人或信不過，是判斷錯了，還是突然對我們所判斷的社會的基本現實失明了？以至一直以來大家都不怕放棄以換其別的國籍身份的中國護照或特區護照，今天突然政治升值洛陽紙貴？

最後說一個人。他出生於香港成為殖民地後廿年左右。父親是一個來香港從事賣豬仔到歐美的荷蘭人，母親是有指是「蜑家人」，但礙當時的婚姻習慣與荷蘭父親也沒有甚麼名份。他父親後來生意失敗到英國養老去，母親則替若干亦是沒名份的男人再生了小孩，到最後獨力將小孩養大。

小時候在卜卜齋唸書，受傳統中國文化訓練，他慣穿唐裝，開口埋口心繫中國。在中央書院畢業後，他先後在海關及洋行任職（所謂「買辦」），建立了商業及人際網絡後，便自立寶號。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逝世時，據差响紀錄以他個人名義擁有的物業所繳納的差响，便佔了全香港總差响百份之三——還未計算以他公司名義擁有的物業、珠寶和股票等。

除富可敵國外，他還在二十世紀初風起雲湧的中國政治頗有位置。他招待過戊戌政變後逃難到日本而路經香港的康有為，在民初軍閥割據時奔走全國呼籲和平，在一九二一年海員罷工時亦主動承諾付出罷工期間海員一半薪水，以換海員復工，殖民地政府亦多番希望把他延攬為官。

人，當然不會又有錢又正義那麼簡單。在平息海員罷工時，亦有人稱因他從事貿易生意，慷慨捐出罷工工人的工資只是為了止蝕，兼且還有證據顯示他根本未有真正把那筆錢捐出來。到了二五二六年長達年多的省港大罷工，他還或明或暗協助港英政府以強硬手段瓦解罷工。民初期間他除了奔走中國呼籲和平，亦有證據顯示他疑似暗中多番捐出軍費作「反赤」之用。後來更支持兒子放棄英籍，加入國民黨張學良麾下。

這個他就是何東，即銅鑼灣何東中學、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九龍塘何東道、沙田何東樓、鑽石山何東安老院、港大何東夫人女子宿舍、澳門何東圖書館、何東中葡小學的那個何東。認為他有為偉大好，認為他金錢權力掛帥也好，他和他的家族就是如此的與香港盤根錯節。

香港不顧一切的自我再創造（self-reinvention），已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副局長政治助理這事情上看，充其量只是揭發了其未解決的果。如果終始不認真對待這個結果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根源，同類令人看得天旋地轉的錯覺還是不斷會發生。

狗頭龍肉的《一奏傾情》

有一類愛情片，其奧妙之處，就是愛情在當中是缺席的。如《迷失東京》如《日落巴黎》，整套戲都在暗示男女主角會點起愛火，但結果就偏偏總是既非大團圓又不是哭喪著分離，更不是愛你愛到殺死你。沒頭沒腦不知是高潮未到還是早洩了。

港譯《一奏傾情》的《once》也是這樣的一套戲。男女主角以歌相會，整套片說是宿命地兩人最終一起過程中的一段也好，你我來我往最後徒勞也可以，反正在片中描寫的那段時間，有始沒終總差一點才最是引人入勝。相比起描寫兩人關係的細緻敏感，末男的說到倫敦找前女友，女主角說前夫會來都柏林找她，顯得兒戲勉強得幾乎以為是幻覺，如果不是借口。無論如何，結論似乎是實現不到的關係才最浪漫，一如電影是以虛構的方式說真理。

但這都是常識了。這片最值得表揚的，是對角色的尊重。男主角雖然是似乎比女主角更主角——以他開頭，亦以他因到倫敦找前女友而往錄音室錄音帶動整個故事。他的背景無疑是立體的：被女友騙了感情，一直沒想過要找回她，卻在晚上的街頭大唱苦情歌，母親去世了就要回住照顧老爸，沒太大作為地幫忙父親的吸塵機修理店。然而，作為其對手的女主角的設定，卻被安排了對於一般處理的愛情故事的強大阻力。

女主角在片中不是純浪漫愛情的主體（romantic being），她在片中的功能，不完全是為了概念上完成一段浪漫關係的對手，而是有其具體的處境和生活要面對的問題。她是一個單親媽媽，同時也是一個女兒，其媽媽居愛爾蘭但不願說英語。三番四次被屬全片主角的男主角誘惑，她都不能義無反顧的熊熊愛火中自焚。

差不多片末的一幕，當男女主角及其樂隊錄音錄到差不多，男主角邀請女主角到倫敦一同生活，女主角便問：可以把母親都接過去嗎？看似簡單的愛情故事，原來轟立著一條不能化約的母女倫理面向。再之後，錄音大功告成後，男主角離別在即，邀請女主角到他家多聚一會。女主角問為甚麼要聚，還不是最後會親熱。男主角極力否認（他於初便是因為太衝動而幾乎累事），女角淡然說，肯定會，感覺甚至還會不錯，只是沒有意義。你不同意導演為女主角安排的拖男帶女倫理觀也好，至少導演不打算給你一套只有愛情維度的電影。女主角不只是愛情關係的反作用力，她有自己的世界和解決不了的問題，willful一點說就是一個稍為立體一點的人。都是好來好去的感情，但在這點上，《once》便超越了《迷失東京》及《日落巴黎》，雖然後兩者在營造那種估估下的浪漫何止千軍萬馬。

片裡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例如也沒留意男女主角叫甚麼名字，到片末出credit時才知一個叫guy，一個叫girl。他她們真的只是任何一個男或女嗎？還有，港譯的《一奏傾情》，真箇是不知所謂到走上不歸路。片名中的「一」字，加上「奏傾情」，雖然可以旁及電影以音樂為主要元素，但完全把電影的核心及範疇搞錯了。

傾情當然是傾情，但電影重要的地方不是傾情。甚麼電影沒有感情線，連rambo都可以溝女，傾情算得是甚麼？這個「once」字，在片中的語境，彷彿正是要挑戰「傾情」兩隻字彷彿無需要的時間狀態。「once」一字要捕捉的，似是「曾經發生過…」這層意思，這種意思不排斥傾情的浪漫維度，但更強調其暫時性，而這種暫時性難保不是令之變得更浪漫的通用秘密武器。

他媽的兩次鬱悶

搬出來住雖然有一段時間，但要親身感受柴米油鹽靜悄的價格升降，還是這半年的事。豆豉靚魚雖少吃，五塊半一斤的米爬到七八元還是有感覺的。在市面買到的東西，到我們手上之前的故事，老實說之前的關注都是抽象和原則性的。在朗豪坊旁的街市我們買菜，在廣東道咸美頓街路口的街市我們也買菜，但從不敏感兩檔菜的貨源是哪，菜走過甚麼路，有過甚麼故事，替甚麼人賺過錢才進我們的肚子裡去。

第一次對這些問題開始覺得不對頭，是一直抽煙用的filter tip突然缺資了。樓下辨館的老細淡淡地說：船期未到，沒貨。對著這樣的話也會察覺到有不妥的人，是神經太緊張了。平日狡兔有三屈，這家買不到便到別家買，在工作地方附近的另一家辨館尚有供應，太陽還是照樣升起。後來，全香港都沒供應了，腦袋只能把整件事具像化：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船，能令全香港的r牌filter tips都斷貨？這個問題沒有想下去，因為轉頭已有另一牌子的filter tips問世了，儘管同一牌子出品的煙絲，抽得人也燥。

很久之前，曾經因為煙紙的問題在blog裡痛陳自己表錯情，到現在為止每每想起都難免臉紅耳赤：以為一個百年老牌子受不起代的考驗，原來只是新牌子在廉價販賣偽青春氣氛，老牌子卻是真正老而彌堅風流倜黨。

還是關於抽煙相關的用品。點煙酷一點就用火柴，但酷的火柴不容易找。雙喜是好，但質量有如碰運氣，一根火柴木不夠的有，火柴頭火藥不夠的也有，火柴盒也隨時有問題。很長時間我都是用bic牌火機的，好其體積小而且樣子並不即棄。夕陽無限好卻是近黃昏是硬道理，買最後兩具的那天也有在blog裡說兩句。很來只是因為偶以有人透過不同search engine因為找bic的火機到這裡來，才會想到曾用過的火機。像是很正常生命力衰弱了，適者生存汰弱留強，強說愁自己都臉紅。一段小插曲是，曾經在克街上的一個巷仔舖裡找到冒bic的火機，那火機不僅冒，還在撻火那個輪位加了一塊鋁片，怕是防止小孩胡亂打火吧。買了幾次連舖都關門了，冒牌都做不住我是否要認命認為這就是市場定律。

那真是令人相當憂鬱的事情。法國製造不僅便宜，並且實用，但就敵不過國產再平一點兩塊錢一個的火機。效果是連選擇權都給人遞奪了。花不起錢買幾百塊的zippo，便連bic的都不讓我用了。上面提過間或有人在search engine找bic火機到這裡來，初時還想是否有人如念舊如我，對自己曾握在手裡的小火機不離不棄，沒得用還要夜闌人靜時到處找這小火機在他人生命中烙過的痕跡。城中某著名文化人曾一口氣把一家小士多的廿多個白色bic買下了，這消息讓狂熱愛好者知道是否要把文化人暗殺了。

誰人受害誰人加害﹐原來峰迴路轉夾纏不清。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內地的溫州二千年前曾是全世界金屬打火機最大的出口國，年產的六億隻把全世界產量的佔去了七成，三份一銷到歐盟去。到零一年，歐盟以反傾銷的名義，要求所有入口價低於兩歐羅的打火機都配有防止兒童撻火的「安全裝置」。國內媒體的理解是當然就是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啟動這技術壁壘程序的主力，就是法國的bic。後來溫州的煙具協會與歐盟對簿公堂，2003年歐盟撤回其反傾銷的調查。以為來找bic火機的人都是同道，原來卻是民族資本主義者來服用反帝亢奮劑。

還不止，你以為bic是垂垂老矣的淨色膠火機，人家可是與時裝品牌cross-over，又玩設計整原子筆燈的潮流達人。隨著search engine的腳步，再一次自作多情幾乎我幾乎要找棟ifc跳下去。

理論有云，人總共可以死兩次，一次是肉身的，一次在符號界。但鬱悶也要來他媽的兩次才夠徹底，沒有火機用好了，還要被揭發第一種鬱悶，其基礎的空無與虛構。都說去年八月始，大家都變成浪流兒，家不再家吊兒郎當，但原來碼頭保得住人還是會像宿醉後的清晨般，神智不清以為自己在找路回家。